配合大一统帝国的地方官制的，中国传统的郡县制，应该算是关键的一条。

  秦汉以下，中国的地方政区，从郡县到行省，名称有变，具体形式也有差别，不过平心看来，内核总是一致——所谓的“大一统”，官制礼制宗法制，所有制度体现的，都是“统纳归一”的精神。在国家权力和管理体系上，更是绝没有标准（或者说典型）分封制度的王权分享，一国权力最终集中于皇帝一人，可以说是核心中的核心。地方官的任命出自朝廷乃至直接出自皇帝本人，郡县制（到后来的行省制）与西周分封制度最直观的差别就在这里；而推行郡县制的最大好处，亦从这一点上直接反应为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权力。

  不过，郡县制对大一统君主集权的好处，不是这里想要讨论的重点。有兴趣说明的，其实是《帝师》当中行政区划的设定。

  北洛是舞台的中心。关于北洛的行政区划，在文中几次出现了“郡府州县”的字样，后半部提到风司冥军事改革的时候，又多出了“道”的概念。其实，州、府、郡、县、道、路，这些行政区划的概念，在中国古代都存在。其中郡、县作为行政区划的时间最早（中国历史上更早一点的是西周的乡隧，区分国、都、邑、四郊内和郊外），出现在春秋，作为正式制度是在秦朝，地方行政分成郡县两级。郡的长官称为“郡守”，汉代时候改称“太守”。郡县郡县，其实相比于县，郡存在的时间要短得多。秦以后，到东汉末年，说到地域区划版图的时候差不多就很少再有“郡”这一说。取代“郡”作为主要区划概念的，或许应该就是“州”。

  州的出现差不多是东汉，与刺史监察制度相关，不过加入到郡县当中构成一级正式的区划是到魏晋南北朝时候。“州”最初的概念比“郡”要大，因为最初一个州刺史往往要监察几个郡若干个县。州延续的时间很长，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历代都有“州”这一级的设置，地位始终在县之上。

  和州相似，起源与监察有关的还有唐代的“道”。太宗时，道从监察区逐渐转为行政区，作为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区划，以下再分州、县。道制为主是唐代政区的主要特点，而宋代的“路”基本上由“道”改变而来，下面州、县两级没有变化。元代行省制度，行省下还有“路”一级，但明清则无。相对的，明清皆有“道”这一级地方职官。不过，“督粮道”、“督学道”、“清军道”、“驿传道”、“分守道”、“分巡道”等等这些只能算是负责不同事务的部门，而不是类似唐宋的高级行政区划。

  唐代的“府”是特殊的一种区划，只有三种情况：一、因为皇帝驻跸或具有陪都及首都性质而设的府；二、边疆或者地势险要处设的都督府；三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都护府。宋代也有“府”，不过这种府并非地方行政区划，而是地方行政职权之一。宋代每一路下设有府、州、军、监，分管民事司法治安、州政、军事、矿区矿务和周边民政。这里的“府”是分掌一部分行政权的职官，和郡县行省完全不在同一概念。到元朝行省制，行省下面设路、府、州、县，才算是一级行政区划。明代和元相比没有路这一级，行省之下直接为府、州、县。清代的制度和明代基本相同。

  说到这里，差不多可以做个整理。州府郡县道路，大约可以分成这样的三级：州、道、路一级，郡一级，县一级，府的位置则在州郡之间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的行政区划，基本可已肯定的事实。但是在《帝师》当中，具体的说是在北洛的国家制度里面，显然不是这样的排序。

  北洛有“六郡四十一州”，下面则有县——插一句，现代行政区划中“市”的概念相当晚起，中国古代完全没有“市”这一说。“省市县”这种“市”级区划的概念，估计是和英文当中“city”被翻译接受有关，但是没有确切查过——另外提到军制的时候，说全国分成了一十八道。“府”的说法在文中虽然也有提到，但很明显作为行政区划是被虚化的。这里可以看出，首先，郡、（府）、州、县、和军制之“道”，是两组不同范畴的概念。前者是真正的行政区划，后者则是一种军事上的分区。其次，“六郡四十一州”加上下属的县，构成北洛实际的三级地方区划：郡下辖州、州下辖县，是一种层级而非并列的关系。单就这种层级关系的本身来看，也可以得出郡之辖区大于州州大于县的简单结论，这和中国历史上的州郡统辖关系是相反的。

  北洛有六郡，郡的长官叫郡守，除去少部分朝廷直辖的城邑（包括一些边城要塞）和宗室封地（例如乐音长公主的封地颖曲），任何一名郡守的治下辖区都可谓相当大，“封疆大吏”半点不虚。六郡分为四十一州，州的长官叫作州牧，又称刺史，也是很高级别的地方大员。县是最低的一级，北洛全国大约一千一百多个县，长官就是县令。因为县跟州这一级上明显的数量级次差别，所以州长官刺史下设有太守府，以太守令分管负责数个县的具体事务，但政事情况必须统汇到太守府，重大决策由刺史决断或者上奏。这就是被虚化的“府”一级，虽然处决事务，但是本身并非郡州县三级行政区划中的一级。

  而北洛的“道”，则是完全的军事概念。比类今天，应该和“××军区”差不多。全国分成十八道，各道所辖力量都是指的军事方面，军力布置、物资配备、兵源情况乃至军用生产，都是在“道”这一范畴来议论，而与其他的郡州县无关。这是把普通国家行政和军政分开，独立运算独立掌控独立开支，一方面是利于风司冥最快理清情况解决军队财政上的弊病弊端，另一方面则是为很快到来的国战做准备。但是，这种军事化的管理只能运用于军事，“道”与地方行政的良好分离，是保证这种设置正常运行的先决条件。

  以上是北洛的地方官制，应用只在北洛一国。西陵的地方官制和行政区划应该和北洛比较接近，但是作为神道一统、政教合一意味浓重的国家，西陵各地的神殿神社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干预力量要强烈很多；相比于北洛，会出现大量的神权动摇君权（世俗权力）的事例。上方未神登基后，以皇帝身份同时兼任了国家最高祭司，彻底消除神权对君权的干预和威胁，从实质上来说就是一种改革，改革的目标显然是和北洛一致的大一统集权制度。做类比的话，有点像十七、十八世纪的欧洲，君权和神权的争夺，以君权为代表的世俗力量取得胜利，是打破中世纪禁锢，社会进步发展在政治制度上的要求和表现。当然，上方未神不会有“发展资本主义”这种念头，虽说贪财的作者赋予笔下一切贤明皇帝“重商理财”的概念……

  东炎的情况，又和北洛西陵完全不同。东炎是建立在草原部落联盟形式上的国家政体，内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完全一统，十八个部族的保存，一定程度上和西周的分封非常相似。虽然这些部族的首领并非与皇族的御华氏血脉相亲，但是实质上具有分封的特征：臣服共主、朝觐纳贡，对地方具有管辖权利，可以进行职官属臣的任免，具有相对独立的财权，更可以保存部族的军队……如此种种，和三强之中另外两国形成鲜明的对比。所以东炎皇城之外，只有城池（长官太守）而没有其他层级区划。各个部族领地组成东炎国土，部族首领、根基所在即部族王旗所在，通常可能因为长久和用心的经营形成兴旺繁荣的城市。部族的其他地方，则只有少量聚居区和商贾与行人往来的小城镇。东炎朝廷的统治并非依靠地方官员而是部族首领及其属臣，这是与草原人逐水草而居、居无定所的生存习惯紧密相关的。没有北洛、西陵那样相对发达的农耕文明，东炎不可能形成类似其的官制和行政制度。

  ;